一位基层环保工作人员跟记者说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当地工商、环保、动物检验检疫等部门联合行动，在检查一家屠宰场相关证照齐全情况时，还没等他们离开企业，这位工作人员就接到领导电话，要求不能找这家企业的麻烦。“法律规定是一回事，但有时候，我们在基层执法中即使发现了违法行为，也很难开出罚单。”

杨朝飞坦言，行政干扰执法仍是我国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必须到位，只要罚到位，企业就会害怕。”

“如果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实施的话，就流于纸面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此前各地一直在推行黑名单制度、绿色信贷等政策，要求环保部门把环保违法名单交给银行，但常常不能有效提供。“一旦政策开始实施，各种关系就开始启动，联合起来让其失效。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强制规定黑名单向社会公开，使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致使其形同虚设。”

用杨朝飞的话说，“我们很多制度设计很好，但如果不能坚持依法治国，很多制度都可能被逾越过去”。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公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暗箱操作的可能。

“将企业环保违法行为记入社会诚信档案，会对企业形成新的压力，是在罚款以外提高企业违法成本的方式，会使企业的声誉受到处罚，从而影响企业软实力。”杨朝飞说，如果这一措施使用好，会限制企业贷款、影响企业上下游合作等，也会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但这一制度也不是万能的。

朱风松说，此次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授予环保部门以查封、扣押等权力，对于一些环境违法企业，尤其是地方利税大户、大型国有企业等，环保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按日计罚等，会产生经济、失业、拆迁等问题，一旦地方政府不支持，环保监管部门必将承受政府与百姓双层压力，实施起来畏首畏尾，压力与责任最终还是落在基层环保执法人员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