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记者：

 

　　我想问问执法的问题。很多人说环境保护部的能力不够强，地方保护主义太强，国有企业也太强，他们不想听环境保护部门说的话。这好像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我想问你们现在有什么进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陈吉宁：

 

　　谢谢你提问。环保不守法确实在中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两方面的核心原因。一个是过去的环保法太软，没有什么硬的措施，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是一个问题。二是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干预的问题。去年1月1日开始，我国施行了新的《环境保护法》，新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解决软的问题。环境保护部把落实新《环境保护法》、推动形成守法新常态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基本上每两个月开一次专题会，讨论这两个月全国执行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在什么细节上进行推动。我们按月调度，每个月把全国执法情况向社会公布。

 

　　我们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取得的成效还是很明显的。一是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环境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这是法律规定的。怎么落实这个责任？第一件事情是对环境出问题的、不好的公开约谈。我们去年对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公开约谈，效果很明显。不仅环境保护部约谈，也要求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约谈，还跟其他部门一起约谈，比如最近我们和国家林业局一起就自然保护区问题对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了联合约谈。还对地方进行督查。我们对33个市（区）开展了环保综合督查，同时督促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对30%以上的地市人民政府开展督查，我们希望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对全国所有地市进行一次督查，就是要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各地去年共对163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对20个市县实施了区域限批，对176个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政府落实责任，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二是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环保法要“长牙”，必须要严格执行。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数额达5.69亿元；实施查封扣押4191件、限产停产3106件。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另外，环境保护部还把一些典型案例拿出来，共公布了74个典型环境违法案例，拿这些案例来做警示，以案说法。这些工作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

 

　　三是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联动。环境保护部去年首次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污染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一个是化工厂填埋危险废物，还有一个是污水处理厂弄虚作假。到去年年底有多少环保的刑事案件呢？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大家可以看到执法的力度确实在加大。

 

　　四是开展环保大检查。2015年，全国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次，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2万家、停产3.4万家，限期改正8.9万家。这是我们去年执法的一个基本情况。

 

　　通过过去一年的执法，守法情况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企业感到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但要做到企业全部守法还有很长的路，主要还有四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力传导还是不够，特别是到县一级，压力还需要传导下去，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二是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协调配合，不能让地方的环保责任成为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责任。只有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都履行责任才能有效果，所以也有落实各部门责任的问题。三是企业的主体责任仍然不够落实。虽然有这么多处罚，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企业环境违法还是很多的。“十三五”我们专门启动了一个很重大的项目——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要求企业达标排放。最后，环保一个部门单打独斗不行，必须要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怎么解决？信息公开。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进一步加强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现在我们看企业在做这项工作，但是公开的深度不够、不全面、不规范，所以我们也会把信息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去年一年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年，今年1月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开始实施了，所以今年我们会把两个法结合起来，继续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的法治环境会不断完善，真正做到企业守法，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关于环境守法的问题，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的问题。大家注意到，“十三五”中央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制度改革——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我们叫垂管，这是一项重大的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环境监测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解决现在的分块式管理问题，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的监测、监察和执法，环保责任难以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重点有四个方面的目标，一是这项制度改革要充分体现怎么样更好地落实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二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解决地方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问题；三是通过垂直管理，更好地解决跨区域流域大尺度空间的问题；四是加强地方监测和执法队伍的建设。我们现在的执法队伍还不是很规范，人员少，执法上遇到很多问题。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报道，我们执法人员去了之后被企业打了，有的企业把我们的人给锁里头了，很多甚至没有制服、没有执法设备，所以要加强能力建设。

 

　　我相信，通过一系列具体工作的落实和制度上的一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执法上的一系列不守法问题会逐步解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此前，北京市三次应对重污染天气突发事件过程中启动和解除红色预警的时机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请问环保部门将如何完善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应对机制？

 

　　陈吉宁：

 

　　我刚才讲预警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预测，这是科学问题；一个是预警，这是行政摁按钮的问题。预测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天气预报现在也不能讲百分之百的准。总体上看我们的能力，三天是比较准的，超过三天就有不确定性了，再长的时间不确定性就更大，所以大家要允许在预测上有一些偏差。但什么错误不能出呢？就是预测到了严重污染情况但你不采取行动。预测可以有些问题，但是预测到情况之后不能不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北京去年出现的情况，其中有一次确实开始是重污染天气，中间变成中度污染，很快又上去了，中间变好又变坏，这是不太常见的新情况。环境保护部有一个内部的工作机制，我们有专家队伍，和相关部门一起对各地区的情况逐一分析研究，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来不断完善我们的预测预警工作。

 

　　具体来讲，环境保护部通过做好四项工作来提高我们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一是及时预警。要根据预测的情况及时预警，按污染预测的上限进行预警，这在以前是不明确要求的，这次我们明确要求。同时根据预测情况提醒公众在重污染天气时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应对重污染天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减缓和削峰，并不能完全消除重污染天气，这一点希望大家理解。真正解决重污染天气问题还是要靠常态化的污染减排。二是推动重点区域统一预警分级标准。不能各地标准不一，要解决预测出现波动的情况我们怎么办，要解决预测不准、修正的过程怎么办等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方案。三是要提高应对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依法发布预警之后，还要努力使应急措施针对性更强、更有效，减少社会的成本和代价。现在我们抓住各种机会进行源解析，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解决谁来做、何时做、如何做的问题，发挥好预警的效果。四是要提高我们的预测能力。预测能力的提高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主要做两项工作：一个是让环境保护部部属单位、其他科研单位和高校，还有北京、上海、广东等这些环境预测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和其他能力较弱的地方一起会商，共享信息，帮助他们提高预警的能力。再一个是利用技术创新比如大数据技术，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能力，争取不只三天，能做到五天、甚至一周。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效果。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重污染预警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提高预测能力也是环境保护部下一步的一项重要工作。

 

　　塔新社记者：

 

　　陈部长今天还没有提到环保国际合作，比方说俄罗斯跟中国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这个广阔跨境地区环境问题并不少。您觉得现在和将来，俄罗斯和中国双方在环保合作之中最重要的方向和项目是什么？

 

　　陈吉宁：

 

　　谢谢你提问。刚才我讲了，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环境问题是需要我们各国一起合作才能解决的，包括气候变化的问题，包括臭氧层问题，单靠一国的力量很难解决，需要我们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起来努力解决。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国际合作。有几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结合这个战略，怎么样分享我们的环保经验，我们“走出去”是绿色的“走出去”，我们也开展“走出去”项目的环境评估。包括我们对各个方面的合作推动，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做好环保的合作。二是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政府加入了30多个与环保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者议定书，包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等等，我们要做好这些公约的履约工作。三是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我们现在跟6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在环保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合作，包括俄罗斯，我们有两国环境部长之间的对话，每年一次，去年是在北京，今年我要去俄罗斯。我们的合作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固体废物治理、严防污染跨境转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我们之间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再就是加强多边合作，包括中日韩之间的部长对话机制、中美之间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以及金砖国家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等。去年金砖国家环境部长在俄罗斯进行了第一次对话。这些机制对于加强对话沟通、分享各自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要做好南南合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人员培训、官员培训、技术的转移，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所以，环境国际合作是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绿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解决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