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气污染治理的压力下，广州的“50355”不是特例。比如，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的实施意见》，到2020年，全省单机30万千瓦及以上常规燃煤、低热值煤发电机组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确保达到超低排放标准Ⅰ、Ⅱ。超低排放标准Ⅰ为常规燃煤发电机组达到天然气燃气轮机排放标准，即氮氧化物50mg/Nm3、二氧化硫35mg/Nm3、烟尘5mg/Nm3；超低排放标准Ⅱ为低热值煤发电机组基本达到天然气燃气轮机排放标准，即氮氧化物50mg/Nm3、二氧化硫35mg/Nm3、烟尘10mg/Nm3。

而山西晋煤集团更是在“50355”的基础上，对汞及化合物、三氧化硫提出了要求，其排放浓度分别不能超过3ug/Nm3和5mg/ Nm3。

不断加严的标准限值，让火电企业的环保改造一直没有停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火电企业环保负责人告诉记者：“刚刚完成‘十一五’脱硫的收尾工作，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达标改造。我们电厂建设的时候，二氧化硫排放标准是400 mg/ Nm3，我们预留的空间可以满足200 mg/ Nm3的要求，但没想到，限值一下就加严到了100 mg/ Nm3以下。”

让火电企业苦恼的不仅是资金和技术选择，还有狭小的空间。“标准越来越严格，环保设施越来越多，电厂前面就是锅炉和汽轮机，后面的环保设施队伍却越来越长，不仅有脱硫、脱硝、除尘，要满足超低排放要求，还要增加新的设备。”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往脱硫留下多少隐患？

以往火电脱硫只关注二氧化硫脱除率，未考虑到三氧化硫排放后会直接生成气溶胶

我国燃煤电厂大规模脱硫改造始于“十一五”期间，大量工程迅速上马为削减二氧化硫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萝卜快了不洗泥”，加之恶性竞争、工程质量参差不齐，留下了很多隐患。

2012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十一五”时期，全国燃煤电厂投产运行脱硫机组容量达5.78亿千瓦，占全部火电机组容量的82.6%。同样是这份文件中，所罗列的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之一，就是对已安装脱硫设施但不能稳定达标的4267万千瓦燃煤机组实施脱硫改造，这一数字占已投产运行脱硫机组容量的比例超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