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伦敦空气中SO2和黑烟的浓度在第一阶段还略有波动，但到了第二阶段，伦敦的空气质量便有了显著变化，空气中SO2和黑烟的浓度在短期内均大幅下降，10年降幅超过80%。

　　1980年，英国治理大气污染终于进入平稳改善阶段，控制重点也从控制燃煤开始逐步转向机动车污染控制。政府陆续出台或修订了一系列法案，如《汽车燃料法》（1981年）、《空气质量标准》（1989年）、《环境保护法》（1990年）、《道路车辆监管法》（1991年）、《清洁空气法》（1993年修订）、《环境法》（1995年）、《国家空气质量战略》（1997年）、《大伦敦政府法案》（1999）、《污染预防和控制法案》（1999年）。

　　2000年之后，伦敦的空气质量和20世纪50年代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善，SO2和黑烟浓度再下降84.2%和47.4%，都不再是伦敦的主要污染物。

　　2002年，伦敦市长经过广泛咨询后发布了伦敦的空气质量战略，其中详细说明了伦敦要如何达到国家空气质量目标。此后，伦敦的空气质量战略在2006、201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目前，伦敦空气质量控制的重点是机动车污染控制，而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氮（NO2）和PM10。

　　“拥堵费”和“低污染排放区”

　　伦敦治理报告显示，无论是在人均GDP、三大产业比例还是能源结构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现阶段的中国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在过去30年间也经历了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和大量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带来了空气质量的严重退化，并最终引发了2013年大范围持续的“雾霾污染”。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状况随着工业化发展恶化到极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产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将逐渐得到改善。

　　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而是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教训和经验的总结，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环境、资源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不能坐等“拐点”的到来，而是要吸取教训，尽早行动。

　　根据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情况，伦敦治理报告指出，“拥堵费”和“低污染排放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措施很有借鉴意义。

　　从2003年开始，伦敦政府采取了收取“拥堵费”的政策以缓解伦敦市中心的拥堵状况，该政策减少了机动车排放对空气的污染，增加了财政收入，为推行其他交通控制措施筹集了资金。